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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42年朗达玛灭佛，吐蕃王朝灭。雪域高原陷入战乱之中。王朝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度，形成的社会秩序乃至盟誓之约都顷刻荡然无存。公元869年卫藏地区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对吐蕃社会无疑更是一次巨大的摧毁，起义过后西藏社会出现了地方割据。此时政治上虽然极端地分散，经济发展却呈现出新的气运，奴隶占有制崩溃，农业生产占据优势，庄园经济的雏形开始出现，西藏逐步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而吐蕃王室的后裔及一些贵族逃散于各地，在一些地方建立地方政权，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西部的古格王朝，它始建于公元10世纪中叶，是吐蕃王朝王室在血脉上的继续。

    大约也就在10世纪中叶，佛教的中兴几乎同时从上部阿里和下路多康开始酝酿，卫藏地区鲁梅十人在青海丹底从师于公巴饶赛（A.D.892年—A.D.975年），学成之后即返回卫藏地区传教，并逐渐形成燎原之火。据《青史》记载前藏再度流传佛教为公元978年，这个时间大致也就是西藏中世纪的开始 ；西部古格国王意希沃为正法兴佛，特派遣弟子21名赴克什米尔留学，其中仁钦桑波（A.D.958—1055年）为西藏史上著名的大译师（洛钦），翻译了大量显密佛教经典，尤其因为大量的密教经典的翻译被推崇为将密教提高到和佛教理论相结合的高度，他译的密典被认为是“新密咒”。由于古格王朝大力倡佛和大量译经，又恳请阿底峡大师来藏传教以及大量建寺，西部阿里成了上路宏法的中心。中世纪后来的几百年是藏传佛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而格鲁派在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统一西藏则代表着西藏中世纪的结束。

    中世纪（公元978年—1642年）这几百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两个时期：公元10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末15世纪初宗喀巴创建格鲁派的这四百余年是西藏中世纪的前期阶段；15世纪初至16世纪末这两百年是中世纪后期阶段。前期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但相对比较稳定；后期的矛盾焦点集中在格鲁派的扩张与发展上，16世纪以后矛盾逐渐激化。并最终以格鲁派的统一而结束了中世纪后期的战乱。中世纪产生过的萨迦地方政权，噶当帕竹地方政权都一度统治过西藏，但最终没能形成像17世纪格鲁派建立的统治全藏区的政教合一政权。总体而言，西藏中世纪基本是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无论是社会政治体制还是宗教文化都处于一个早期发展、综合、形成的阶段，文化仍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格，却已不具备吐蕃时期对外的扩张性，外来因素仍旧浓厚，且成分比较复杂，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中世纪在西藏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性，常常因为其封建割据的状态以及各个教派的分散而被忽略，至于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它的“形成”，而不是它的“成熟”。所谓“形成”是指其藏传佛教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建立：

    一、雪域高原的各个重要教派都形成于中世纪的早期（即公元11—12世纪），并在这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发展成熟。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等诸教派的教义体系及修行方式正是在中世纪前期内趋向于成熟；

    二、庄园经济的建立，西藏中世纪封建体制的日趋完善，为17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13—14世纪期间萨迦派地方政权同元朝政府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使西藏正式划入祖国的版图之中，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书写下新的篇章，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

    四、一代宗师宗喀巴（A.D.1357—1419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博众家之长，建立了体系严谨的格鲁派，格鲁派的诞生预示着藏传佛教文化自身的进一步深化成熟；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振兴了藏传佛教，将其引入正轨，完成了藏传佛教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严格了僧侣戒行教规，使之符合西藏文明的发展规律；

    五、最早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噶玛噶举的噶玛拔希的转世〈公元13世纪末叶〉），以及最早的政教合一制度雏形的出现（萨迦派地方政权的建立〈13世纪—14世纪〉），另外，新的藏族丧葬形式 ：天葬、塔葬、水葬等亦都产生于此时期。

    如此说来，可以这样认为，如今我们所知道的西藏社会及西藏文明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都是在中世纪（A.D.10世纪末叶—16世纪末时）这几百年期间完成了她所有细节上的规范化。此对佛教文化这一泊来之品已正儿八经地纳入到藏传佛教发展的轨道之中，融化到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血脉之中。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中世纪的这几百年的艺术发展史也是相当独特、颇有个性魅力的一段，是藏传佛教美术发展过程中走向成熟的重要准备阶段，此时期的艺术遗存大部分属于地方政权或各个教派的产物，而不是主权或者是教皇式的艺术象征，其规模、级别、气势、经济基础虽然都不能同藏族近代美术同日而语，但它在艺术上所呈现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相辉映、生动活泼的格局，以及开放明朗的性格却是继吐蕃王朝之后的又一段光辉的历程。

    一、藏族中世纪建筑艺术的基本特点

    西藏中世纪的建筑艺术有两个特点：

    一是它在藏族建筑史上的过渡性。它既同吐蕃时期建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又有创新发展，属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中世纪的藏族建筑艺术充分和多元化的发展为近代建筑统一样式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中世纪而言，建筑的发展仍是以两条线索展开的，即世俗的宫殿城堡建筑和宗教的寺院建筑这两条脉络，但在这几百年间，这两条线索的脉络已不象吐蕃时期那样清晰明确地政教分离，而出现了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在城堡建筑群中宗教堂塔的比例明显增大，而大的寺院、特别是教派的主寺也体现成相应的政权意识，只是尚未像近代那样明确地体现政教合一的建筑构思和建筑格局。显然，中世纪的文化本身在西藏文明发展中都具有这种过渡的性质。

    从世俗建筑的宫殿城堡建筑的演变看。吐蕃时期的宫堡建筑的概貌可从布达拉宫现存的壁画中见出，其规模、形制、风格都同近代红山之上的布达拉宫有着较大的区别。但如果将中世纪的王宫城堡同布达拉宫作比较的话，便不难见出其中保持着明确的连续性。西藏的王宫城堡建筑在藏族建筑史中有着一条粗粗的发展脉络，是具有古老传统的建筑类型，仔细分析各个时期的王宫城堡建筑，我们会发现其发展脉络中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时代特征。吐蕃时期的宫堡建筑具有明确的王权特征，宗教色彩不甚浓厚，其建筑的规模相对较小；中世纪时期的宫堡建筑为地方小王系的城堡，其王权色彩尚浓，但宗教氛围已颇为浓厚，此一时期的城堡建筑中神殿佛堂的存在已相当地普遍。并且同王室的政治生活，甚至是日常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但是宗教仍是一种政治统治的辅助工具，还没有同政权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也就是说它尚未成为政权本身，其建筑的规模正在逐步地扩展；然而到了近代的布达拉宫，其宫堡建筑便已然是西藏政教合一的载体，建筑的规模也愈加宏大。可见中世纪建筑是上承吐蕃王朝时期建筑，下接近代建筑的重要过渡。而它最大的过渡主要地表现在宗教文化的渗透上，从而说明藏传佛教文化在中世纪的真正确立也就促成了中世纪和近代藏族建筑风格特征的形成。

    至于寺院建筑就更是如此，吐蕃王朝时期的“拉康”寺庙建筑正是通过中世纪的“寺院”建筑向近代的“经院寺式寺院”建筑群的方向发展演变的，通过中世纪寺院建筑的充分发展而在近代以后才形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征的藏传佛教建筑之体系。

    二是此一时期由于其文化传承上的多元化性格，寺院建筑的艺术样式显示出丰富多采的风格特征，惟其多元化的性格才说明此一时期寺院建筑尚未形成统一的格局。在11—15世纪初叶的这一中世纪的早期阶段这个特点尤其突出，从风格上分析大致可分为西部类型、东部康区类型、卫藏类型、汉藏类型、塔寺合一类型等诸多的类型。

    中世纪寺院建筑风格多元化特点的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因为在中世纪存在着不同的外来文化的影响。11—13世纪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印度的波罗王朝和西部的克什米尔，这类寺院的代表作应该是西部的托林寺；13—14世纪元朝同萨迦派之间的特殊关系反映在萨迦寺和夏鲁寺的建筑风格上；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中叶后藏地区流行塔寺合一式的寺院建筑类型，江孜白居寺可谓是这类寺院的典型，虽然我们还很难确定这类塔寺合一的寺院类型其建筑艺术的传承来自哪里；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15世纪以后在西藏建筑艺术的发展中本土的样式已逐渐形成，15世纪后半叶建立的贡嘎寺的建筑样式似乎可以说是藏地寺院建筑的早期本土样式，这种本土的寺院样式既具有某种综合性，同时独具匠心，有浓郁的藏味。贡嘎多吉丹寺虽然规模不大，但风格庄重而美妙，造型概括，显得流畅清俊。在藏地的寺院艺术之中也算得上是杰出之作。多吉丹寺在西藏建筑史上乃至整个艺术史上的意义不能低估，这点在它的绘画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以往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常常可能被忽略。到了15世纪中叶以后。寺院建筑的民族化的特点更加明显，风格样式也就逐渐地走向统一。一般而言，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末叶这期间建立的寺院大多为格鲁派的寺院，而且是格鲁派在藏区各个地方的大面积的渗透。相对而言，格鲁派本派的寺院样式也会比较的统一。

    二、中世纪宫殿城堡建筑艺术的发展演变

    西藏的宫殿城堡建筑具有古老的传统，其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雅隆部落的“雍布拉康”和“青瓦达孜”宫殿群。吐蕃王朝时期宫殿城建筑肯定曾经有过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拉萨布达拉宫、温乡宫殿、山南的扎玛止桑宫殿等，据说都有过相当的规模。王朝时期的宫殿建筑本身似乎就有城堡的性质，而且很明确是王权的象征。

    西藏的中世纪是封建割据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统一王权的消失才会出现地方政权的割据。不过，此一时期的宫殿城堡建筑并没有因为王朝的结束而结束，它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序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那些吐蕃王朝的后裔们带来的。在中世纪前期西藏的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出现过吐蕃王室后裔们建立的小王系的宫殿城堡建筑。然而，西藏中世纪宫堡建筑形式的发展无疑是要受到西藏中世纪政治、文化的发展的制约，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历史并不主要是吐蕃王室后裔们的历史，而是诸教派的发展史和各教派联系密切的政治势力集团之间斗争史，而这种王宫城堡建筑形式只限于某些地的小王系的地方政权，并不特别地具有普通意义。而从某种意义上说，14世纪以后出现的“宗”建筑在中世纪倒可能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实际上，始自11世纪的城堡建筑和始于14世纪左右的“宗”建筑。大致具有相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地方割据的大小国王或大小酋长们所占据地区的宫堡建筑群。它们都属地方割据政权所在地。

    1.宫殿城堡建筑

    吐蕃玉朝灭亡后，大约在9世纪末叶，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因卫藏奴隶平民起义乃至王权内部之争被迫逃至西部阿里。其后代在西部建立了古格、拉达克、普兰三个割据王朝。而后不久又建立了亚泽王系。据《汉藏史集》记载，吉德尼玛衮同父异母的弟弟赤扎西侧巴贝，其子贝德、沃德、吉德被称之为“下部的三德”，在西部贡塘（现吉隆县境内）一带建立了小王系。他们的后代又有去了羌塘、后藏、雅隆等地区，纷纷建立诸王室后裔的地方割据小王国。其中一支约在公元12世纪左右自西部返回山南“埃域” 今山南曲松县），建立了一支史称“雅隆觉卧王朝”的小王系。这些子王朝在西藏各地成为有一定地位的封建割据点，它们遗留下不少中世纪王宫城堡性质的建筑遗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里古格王宫建筑遗迹，其保存状态较好。另外保存状态较好的还有山南曲松的拉加里王宫遗址，其他的大多只剩下断壁残垣，仅遗址而已。

    古格王宫遗址座落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的象泉河边，依山而建，规模宏大，为中世纪早期的城堡建筑群。这类城堡建筑群在阿里地区又有多香、玛纳、卡尔贡、卡尔普城堡等遗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以古格王宫城堡为中心，其余似是王宫城堡的下属城堡。这类城堡建筑群多为一种综合性社区，集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诸功能为一体，性质更接近城镇，多居山叠层而建，房屋洞窟漫山密布。古格王宫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由地面至山顶高达300余米，建筑群由王宫区、佛教堂塔、碉楼防卫墙，以及大量的民居等部分构成。其中王宫区位于遗址的最高层台地，防御设施极为严密:三面临崖，唯一通向山顶的通道也被人为阻断，出入只能通过暗道机关。城堡中防卫墙层层密布且极高极厚，碉楼配置周密，暗道四通八达，守则坚，攻则便，为西藏中世纪建筑中军事防御设施的杰作。在古格王宫遗址中佛教建筑所占比例较大，并集中地分布在山坡山麓处，保存状态较好。五座佛堂均为藏式单层平顶样式，28座佛塔类型多样，菩提树、吉祥多门塔、天降塔及尊胜塔都能在这里找到其古老的形制。另有两大奇观：一是由108座塔构成的塔墙残壁；另一是玛尼墙，残存的玛尼石刻约有4000余块，可谓奇哉!

    中世纪的王宫城堡从其集中形制与将点看，可推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吐蕃王朝社区宫堡建筑的延续和发展，与王朝社区的宫殿建筑之间有（

    某种血脉联系，是自吐蕃宫堡建筑向近代布达拉宫建筑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些建筑群大多都不是一朝一代完成的，通常总要延续若干世纪，一般而言，这类王宫建筑始建于10—12世纪，在13—14世纪期间又有扩建改造的过程；并且在15—16世纪或近代时又有新的修缮改造；古格王宫建筑群即如此。它始建于10世纪末叶，后历代又有不断的扩建。王宫遗址中的白殿、红殿均为15—16世纪增建的建筑遗址。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贡塘王宫遗址和雅隆觉卧王朝王宫遗址中。这一点反映出西藏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大型建筑群在建筑上的一个特点:其大型建筑群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建筑，它们总是要经历历代扩建扩充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还比较地长，并且是断断续续的。

    其次是这类建筑通常都极重视军事防御设施的建立，且其王国愈是国力雄厚，反映在其建筑上便是在军事防御设施上愈大的投资。这类城堡一般都有多层积极厚实高大的城墙围墙与城墙四角设置的碉楼相互接应，并且配置有相当发达的暗道设施。

    再次，这类宫堡建筑群所具有的综合性社区功能也饶有趣味，城堡中最显赫的往往是王宫区或王室大臣的居所 ；处于中部台地的寺庙行使其宗教文化的职能；另外城堡中多备有政治军事的领导机构，设有监狱、仓库设施。这类城缝中的宗教文化色彩已相当浓厚，但毕竟还是世俗王权凌驾于宗教之上（古格王国的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因为王权与宗教权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所至），说明其政治体制直接继承着吐蕃的政治体制，与中世纪教派领导体制尚有明显不同。这类宫堡建筑很可能对14世纪以后的西藏“宗”建筑的兴盛有着直接的影响。

    2.“宗”建筑

    “宗”建筑大约出现于西藏中世纪的14世纪前后，在时间上晚于宫殿建筑。从“宗”的藏文原义为“城堡”或“碉堡”来看，“宗”与上述的王宫城堡建筑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同属于具有封建地方军事割据意义的建筑，它的出现也是因地方割据的大小酋长的据点而来的，并很可能是从碉楼建筑形制发展而来。杜齐在藏地考察时印象最深的是座落在西藏各地的中世纪的军事碉堡遗址。“宗”同王宫城堡建筑群区别在于（1）王宫城堡建筑在严格意义上一定是王室后裔的小王系宫室，而“宗”则是大小酋长的地方割据据点 （2）规模以前者为大，后者较小 （3）“宗”的军事防御性质似更为明显和突出，这从其原意有碉堡之意便可见出，“宗”很可能是由“碉楼”向“城堡”发展的一种建筑类型，“宗”一般都建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颇适合军事防御，只是到后来才演变成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14世纪中叶帕竹地方政权曾大力推行地方行政建筑，在西藏各地普遍建立了宗政府，并使其成为西藏地方行政的基本单位。这种形式一直沿袭到民主改革之前，据不完全统计，民主改革前西藏有“宗”的共计147个，目前保存状态较好的有江孜宗山建筑等。现在我们在西藏地方各地仍可在一些山头上看到残存的“宗”的建筑遗迹。

    三、中世纪多元化的寺院建筑格局

    公元10世纪后半叶，佛教同时在卫藏及阿里中兴，到了11世纪，佛教已深入民间，相当活跃，此间佛教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卫藏及阿里地区的建寺活动蔚然成风，仅卫藏地区据史籍记载就有200多处，阿里地区建寺大抵同仁钦桑波有渊源，据传他在西部西藏建寺108座，可见规模之大。

    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末叶。一个更重要的契机是西藏宗教四大教派的出现，各教派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中心寺院和僧伽组织，形成了有系统、有传承、有组织的教义体系。

    11世纪中叶，宁玛派始祖释迦迥乃（A.D.I002—1062）建宁玛派主寺邬巴垄寺； 

    1073年，萨迦派创始人贡乔布杰（A.D.1034—1102）建萨迦北寺 ；

    1158年，帕竹噶举派的祖师帕木竹巴（A.D.1110—1170）建主寺丹萨堤寺 ；

    1179年，止贡噶举派的止贡巴仁钦贝（A.D.1143—1217）建止贡堤寺；

    1187年，噶玛噶举的都松钦巴（A.D.1110—1193）建楚布寺；

    ……

    显然，10世纪末至12世纪末这二百年间；西藏各地曾出现过一个建寺的热潮，各教派势力的范围亦基本划定，形成分而治之，各自为政，各自发展的新的格局，这是由西藏中世纪（宗教史上的后弘期）的第一个建寺高潮。第二个建寺高潮时期是在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建寺的主要教派：一是宁玛、萨迦、噶举这样的老教派的子系统的大量建寺活动，例如萨迦派的一些重要支派的寺院俄尔寺、多杰丹寺等都是15世纪上半叶建立的，而一些与萨迦派有联系的寺院，如江孜的白居寺、昂仁的日吾其寺等也主要建于此时 ；二是新兴的格鲁派的大量建立新寺。格鲁派的一些著名寺院如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都建立于此时。格鲁派除了把主要据点放在拉萨地区，在其他地区包括边远地区也都很注意建立自己的寺院，扩大本教派的影响。

    综观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我们推测第一个建寺高潮期建寺的数量虽然较多，但一般寺庙的建筑的规模不会太大，其建筑形制基本上尚属于西藏早期寺庙建筑类型，结构也不会很复杂；到了第二个建寺高潮时开始有所改变。出现了白居寺、日吾其寺这类塔寺结合式的样式。但从本质上看尚未同早期寺庙拉开太大的距离。中世纪的寺院建筑的总体特征是：

    一、一般而言，寺庙的规模不太大，多由院围、主殿堂、经堂及配殿构成，院围有二层，下层用于转经，上层用于僧舍。大多数寺庙初建时形制简朴，规模较小，是在后期的扩建时才又加以扩大的。即便是格鲁派15世纪初所建的寺院规模同样不大，拉萨哲蚌寺1416年初建时只有一间10余平方米的殿堂和七名住僧。

    二、其寺院建筑大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寺院一般而言只有一个，最多两个主体建筑（两个主体建筑的情况主要是指那种塔寺合一样式的寺院），而且一般而言是这个主体建筑就是它的措钦大殿。措钦大殿与吐蕃时期的“拉康”相比，不仅是规模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大经堂的出现。吐蕃王朝时期的“拉康”的灵魂建筑是它的佛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属于一种供奉的性质，而大型经堂的出现则意味着正规的僧侣修行制度的完善。

    三、寺庙一般具有相当坚阔的院墙，还配置有塔楼，如托林寺、萨迦南寺、日吾其寺等，其高大厚实的围墙岗楼给人以深刻印象，有严密的防御设施似乎是中世纪寺院的一个特征。

    四、寺院建筑尚未形成统一格式，特别是不同的所受到的文化传承亦有区别。如西部阿里的寺庙建筑多受克什米尔、北印度喜玛借尔邦，乃至中亚的影响；后藏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南寺、夏鲁寺等则受到过元朝建筑形制的影响；江孜白居寺、昂仁日吾其寺在建筑风格，则有可能直接受惠于尼泊尔样式；卫地区的一些寺庙则更多地延续吐蕃王朝时期的寺庙形制。综观此一时期的寺院建筑，我们很容易见出其艺术样式上的多元化性格。当然我们所言的外来影响只是一些影响的因素。中世纪寺院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然是浑然一体的藏式风格。无论是萨迦寺、夏鲁寺、还是白居寺、日吾其寺，或者其他。

    五、此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寺院（除格鲁派寺院以外）在地域上的特 点是大部分布在拉萨以外的地区，并主要分布在西部阿里、后藏及山南地区， 这与政治中心的分布有关:11、12世纪的古格王朝，13、14世纪的萨迦地方政权，14世纪以后的乃东帕竹地方政权。这些政治中心始终不在拉萨。这一时期内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寺院有托林寺、萨迦寺、夏鲁寺、白居寺，它们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风格。

    1.托林寺

    托林寺是后弘期之初西藏最早建立的寺院之一（A.D.10世纪末叶建立），又是壮丽而又富于特色的寺院之一。位于阿里扎达县象泉河畔的托林寺由著名大译师仁钦桑波领导建造的，建筑群由殿堂、僧居、塔林三部分构成。中心主殿“迦萨殿”据说是仿桑耶寺而建，为一具象的立体曼荼罗，象征着佛教世界的理想与格局，因殿内经堂颇多（23间），又有“迦萨”百也）之称。其次塔林也颇为壮观，相传有108座。这样庞大的塔林在西藏亦属罕见。这种立体曼荼罗式的寺院建筑在14世纪以后的西部和后藏地区的寺院建筑中似颇有传统。不过是更多地表现在塔的建筑平面布局上。例如后藏的江寺、觉囊大塔、白居寺、日吾其寺等。

    托林寺在早期西藏寺院建筑中十分独特，即使不是孤例。据藏文史典记载当年仁钦桑波从克什米尔返回阿里时带来大量的克什米尔工匠及画师建造和装饰托林寺。从托林寺残存的壁画与雕塑看，外来之风相当浓郁，建筑样式亦当受到影响，托林寺白殿的门柱就是典型的印度式门柱。

    2.萨迦寺与夏鲁寺

    同西部托林寺在建筑等诸种艺术颇受西北克什米尔、印度风格的影响相比。后藏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寺和夏鲁寺，鉴于它们同元朝政府的特殊关系，在建筑等艺术样式中亦可明显感受到元风的影响。

    现存的萨迦南寺也是西藏早期寺院建筑中较为独特的一种模式。萨迦北寺建于1073年，在重曲河北岸崖上，虽然已是断壁残垣，却仍可感受到萨迦派在其诸种地方时期的非凡气度。现存的萨迦南寺建于1268年，是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八思巴（A.D.1235—1280）奉圣命返藏后为建西藏地方政权时修建的。建寺时有汉族和尼泊尔工匠参加。南寺为一典型的元代城堡式建筑。外形严整，城堡有极为厚实伟岸的围墙和护城河，围城四角分设角楼和高耸的碉楼，壁垒森严，沉稳坚实。    

    3.白居寺和日吾其寺

    1990年西藏考古队在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境内发现一座与江孜白居寺在造型上十分相似的“塔寺合一”式的寺院——日吾其寺。日吾其寺为香巴噶举派僧人唐东杰布（A.D.1361—1485）建于15世纪中叶。日吾其寺的建筑特色是塔、寺、城堡的一体化，具有明确的军事防御性质。其金塔平面呈“曼荼罗”状。日吾其塔的造型手法与建筑样式都与江孜白居寺较为相似。白居寺措钦大殿的平面图与白居塔平面图均为坛城状。据近年文物普查和资料考察发现，类似这样坛城类型的寺院建筑在西藏中世纪并非孤例，尤其在后藏地区颇有一批（西部亦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是在13世纪—15世纪期间，后藏地区曾经流行过象征着坛城意义的寺院样式，这同当时的这类寺院中亦多坛城壁画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大抵说明当时后藏地区流行着密教美术。

    这种塔寺合一的寺院建筑中塔的建构往往是最为出色的。江孜白居塔史称建于公元1427年左右。为一吉祥多门塔。四塔中存有大量佛、菩萨及护法神像，其雕塑与绘画中的神像佛像总数约达十万尊，又称为“万佛塔”。白居塔上的佛眼我们曾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公元前1世纪建造的斯瓦扬普那陀的大佛塔上见过相似的模式。白居寺中的雕塑亦多有印度—尼泊尔南亚之风，因此这类建筑艺术受印度—尼泊尔的影响自然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在白居寺的整体艺术中，这些外来因素已经被非常巧妙地融入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建筑样式之中。可以说，中世纪的西藏美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整体却是浑然一体的藏味。它体现为藏民族巧妙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廓诺・讯鲁白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达苍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西藏文管会编，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西藏文管会编，乃东县文物志，1986年版。

    [5]西藏文管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西藏文管会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侯石住编著，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姜怀英等著，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单位 ：张亚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论文出处 ： 《西藏艺术研究》，1998.02，第80-86页。